MBTI职业性格测试（Psytopic特别版）

美国的教育，可谓世界之一大怪。如果你只看一流大学，看学术界的表现、拿诺贝尔奖的数量，美国的教育无疑是世界第一。但若看基础教育，看那些不会读不会写而只知道打篮球的高中生，你又觉得美国的教育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的。美国财大气粗，可以从世界广揽人才，维持其高等教育的水平。但是，即使在哈佛、耶鲁这类名校，大部分学生和教授还是美国人，说明其基础教育还是在大量培养人才，其高等教育并非仅靠金钱和外国的精英来维持。金钱重要，但并不能解释一切。美国的文化观念与教育哲学，也许是造成教育上两极分化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美国有民主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但也有许多“民主病”，这一病症很容易就“传染”到教育上来。简而言之，在专制社会，各种权威对百姓动加训斥。一句话，权力归政府，责任在黎民。 美国则不然，选民是上帝，政治家把老百姓奉为衣食父母，哪里敢对之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每次总统竞选，挑战现任总统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党，说的话都是一个模式：我们是美国人，所以应生活得比现在更好；现在之所以有种种问题，全是因为这个现任总统把事情搞坏了。美国的政治话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有问题不怪你自己。我们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美国人造成的，而是别人的原因。主权在民，责任却不在民。此一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不承认上面的权威。老百姓听惯了奉承，听不得批评，更不用说教训了。但是，教育没有权威却不行。最近发生在美国一地方高中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发现她高二班上的二十几位学生的学期报告，全是一模一样地从一个网站抄袭而来。老师照章办事，给了这些学生不及格。不想惹怒了家长，事情被告到校董事会那里，最后校方当众宣布老师的打分无效。那位可怜的老师觉得自己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基本权威，无颜再回教室上课，只好辞职。家长的理由是：我们的孩子不懂什么是抄袭，不该受此惩罚。那位教师反唇相讥：高二还不懂为什么不能在作业和考试中抄袭，你还有资格上高二吗？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老师多么有理，她肯定是要输的。美国高中的经费是老百姓纳税提供的，谁敢说纳税人一句不是？这些“衣食父母”会说：难道我们纳税办教育，就是花钱让你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不及格吗？他们带着这样的成绩，怎么申请大学？ 不仅中学如此，许多质量平平的大学，学生的学期报告或论文也常常是从网上下载而来。这些学生说不得，惹不起，教授最好是给他们一个好成绩买个清静。精英大学虽然有所谓分数膨胀，学生却认真得多。但是在对待学生时，也要十分小心。笔者在耶鲁当助教已有几年，有一次判学生的期中考试，近一半的学生都拿了90分以上，标准不能说太高。可有一位实在不像话，我怎么高抬贵手，也只能给他62分。在他卷子后面的批语中，我这样写道：“你似乎并不理解你所讨论的问题，你需要稍微用功一些。”不想教授看后立即把我叫到办公室中，说我的批语完全无法让人接受。他告诫我这个外国人：“这是美国，这种批语是在侮辱学生。你可以说他哪里错了，你的打分也无可非议，但你不能说人家不懂，不用功。”对于计划在美国谋教职的笔者而言，这番教导无疑是可贵的一课。但事后一想：我判了36份考卷，只给这么一个学生写了这样的批语。他表现如此之差，谁都知道这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难道作为老师，不应该警告他一下吗？ 在美国，政治家不能对选民指手画脚，老师不可对学生说三道四，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束缚了教育者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告诉学生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于是高二的孩子，还不懂什么是抄袭，家长却在那里振振有词。如此下去，教育的基本水准如何可以维持？ 不过，这并不是说无法维持基本水准的美国教育，也无法造就高水平的人才。道理很简单，好学生不用督促也会用功，而且美国给他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习条件。更重要的是，多元、自由的教育制度给优异之士提供了最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掌握卓越的技能来应付异常复杂的社会。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注意学生在种族、文化、经济等背景上的多元搭配，并不仅仅盯着分数。这一政策，也不仅仅是照顾黑人、穷人的问题，而确实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记得刚进耶鲁时，笔者上一个讨论班，阅读的是一篇民国时期上海妓女的研究。同班的大多是些连黄河、长江都不知道的本科生，中国的事情实在不知从何跟他们讲起。可是一讨论，就发现不仅是笔者本人，连教授也处于下风。一位不足20岁的女孩问大家如何理解妓女的价值观念、阶层意识，没人能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她告诉大家她从小就是和妓女们一起长大的，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观察，听得笔者顿开茅塞。这样的多元性，在东亚很少见。你若观察日本那些单靠分数录取的大学生，就会发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比美国学生狭窄简单得多。 美国的大学生一般在头两年不用决定自己的专业，甚至高年级时的专业也与自己未来的事业无直接关系。我当年的一个同班同学本科读的是历史，毕业后却上了医学院。其实，他早在选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时，就已想好将来读医学院，并不是临时改变专业。这样的例子，在校园里司空见惯，没有人会感到一点惊异。在中国人看来，这么读书，简直是浪费，只能使学生博而不专。然而，你若有些实际的生活体会，就会觉得这种教育是多么可贵。 一次，妻子去看病。医生见面先自我介绍，聊聊家常，当知道她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学日本文学时，马上和她讨论起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让你感到双方有许多共同语言，病人与医生之间，一下子就有了信赖感。再看看东亚又如何呢？中国的大夫不用说了，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你去医院从来别指望医生会主动和你握手，更不用说聊家常了。在美国，大家平等，医生对病人并没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你必须自己去赢得病人的信赖。有些人文训练，不仅能使你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对你和病人打交道也有帮助。而日本的医生，常常让人想起电影里的宪兵队长，你不过是他权威之下的一个有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我两岁的女儿，在美国一路过医院就喊着要进去看看她的医生；可是在日本，她一见医生就哭，乃至有了些心理问题。以美国的标准看，你若是连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信赖都无法赢得，还当什么大夫！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来源：《培 养精英》薛涌 本文链接地址: 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

我们最缺乏却最不可或缺的能力：独立思考（谢国忠） 平时我经常阅读与金融界的时事新闻和职业规划有关的网站和论坛，以防自己在不经意中落后于时代。在国内和国外，有许多非常深刻而又活跃的金融类交流社区，例如Doostang, iBanking Oasis以及MIT BBS等等。我从来就不是社区的活跃成员，只是偶尔观看讨论合集，并争取从那些更有经验的人笔下学到更多东西。 后来，我逐渐发现了国内和国外社区的一个重大区别（我说的“国内社区”包括所有中文社区，例如水木社区，以及设立在美国的MIT BBS）——相比那些出生在美国、欧洲或澳大利亚的金融从业人员，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且习惯于把一种偏见强加于另一种偏见之上。在任何讨论中，我们都喜欢采取过于强硬、甚至是人身攻击的态度，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总而言之，作为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接受大部分教育的人，我们经常显得过于顽固地坚持一些所谓的“普遍真理”，而不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缺乏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的心态。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不确定，不知道该去一个价值型对冲基金(Value Hedge Fund)还是去一个中型投资银行(Middle Market IB)做股票研究(Equity Research)。当你到Doostang去寻求帮助时，热心的讨论者会告诉你：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职业偏好，你的背景，以及你对未来的态度。对冲基金的文化和投资银行非常不同。你喜欢深入研究公司的基本面，还是喜欢每天和客户打交道？当然，薪水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我无法确定。哪位朋友在对冲基金做过研究？或许他可以帮助你。” 接着，你可以把自己的大致背景和职业生涯规划告诉他们。会有一些入门级、中级甚至高级的金融从业人员和蔼地开导你。一个人会说：“我个人比较喜欢投资银行，毕竟你和一个团队在一起工作，而且这会大大地锻炼你的交流能力。对冲基金的规模再大，毕竟比不上中等投资银行。况且，在投资银行做股票研究的经历可以帮助你未来成为基金经理或私人股权公司的工作人员。”另一个人可能会说：“我建议你最好选择对冲基金，因为它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平衡，而且你能够真正学到怎么做投资，而不是仅仅写报告让客户高兴。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会去买方，而不是卖方。” 以上的交谈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如果你的英文阅读能力不错，那么你将在Doostang或iBanking Oasis得到一些非常中肯的评价。无论如何，你会感觉自己受益很大，对前途看的更清楚了。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话题贴到水木社区，北大未名BBS或MIT BBS上，等待你的又是什么呢？这要看运气，有时候人们也会提出宝贵意见，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十几个回复之内，你的主帖下就会充斥许多互相攻击和不知所云的帖子，下面是一些样本： 用户甲说：“投资银行都是骗人的！你看过投行的研究报告吧，和娱乐记者写的东西没有区别。而且现在投行研究部的工资越来越少了，你去了就等着挨饿吧。我简直想像不出来，作为卖方分析师你能干嘛，其实你啥都锻炼不了。对冲基金至少比投行好。” 用户乙（可能是一个在中金研究部实习的小伙子）立即大怒地回帖：“你真是无知者无畏。你知道研究业务在大中华区是多么吃香吗？你觉得一个10亿美元规模的对冲基金带给你的锻炼能够比得上一家年营业额几百亿的投行吗？我看你就属于那种根本进不了投行面试的人，你只管在那里误人子弟吧。” 用户丙（据说是一个物理学博士）慢条斯理地出来说：“你们说的都没有用。无论去对冲基金还是去投行，做股票研究肯定没有前途。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投资分析已经数理化了，数量分析师(Quant)才是唯一有前途的。你知道伦敦城的数量分析师能赚多少吗？做股票研究，是夕阳产业中的夕阳产业。趁早转行吧。” 用户丁（某个IBD的Senior Associate）说：“难道你没有考虑过IBD吗？事实证明IBD在长期内是最能够锻炼人的，而且工资也很高。现在有许多股票分析师转行到IBD，或者去做Sales。无论如何，我觉得IBD是最好的，所有部门的人都想来IBD。” 用户戊（很可能刚刚输掉一个IBD的终面）怒不可遏地回复道：“什么IBD，狗屁IBD，整天做一些华而不实的PPT来蒙骗客户，连简单的VBA程序都不会编。你们除了骗人还会干什么？只管去吹吧。还有，那个自称做Quant很赚钱的人也别太高兴，次级债危机就是你们这些Quant搞出来的，到时候你们也只有死。认命吧。” 好吧，这一路下来，你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除了骂人、转移话题和混淆是非的能力之外，你可能没有学到什么。人身攻击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大部分讨论者都没有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们会说：“某某部门好，某某部门坏”；可是他们不会说：“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某某部门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有幸光临MIT BBS的金融求职版，你会发现那里的人整天为“做数量分析师好还是做交易员好”或者“IBD有没有技术含量”这些万年没有答案的问题纠缠不清。另一些富有争议的话题包括：“股票研究是不是死了”，“买方分析师有意义吗”，以及“管理咨询和投资银行哪个更锻炼人”——不用说，这些问题最后没有一个不演变为集体攻击与反攻击。数学好的人会大肆鼓吹数量分析师是最好的，既有技术含量，又安全稳妥，而且工资也很好；数学不好但喜欢吹牛的人会大肆鼓吹IBD是多么伟大，真正有水平的人都来自IBD等等；喜欢读财务报表的人则会坚持说股票研究能够产生真正的天才，而其他部门在忽悠人之后都不会有好下场。大概在三五个帖子之后，他们就会开始闹的满脑子不快。 这种讨论，对于已经很熟悉职业发展的专业人员来说，或许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已经懂的够多了；但是对那些有志于从事金融业的学生，或者刚刚开始从事金融业的分析员们来说，危害可能相当巨大。我记得很久以前某一天，一个同学眼泪汪汪地告诉我说，他没有办法从事金融了，因为他不会推导Black Scholes公式，也不会C++编程。我对他说：“那些都是做衍生品和数量分析的人使用的，你做其他部门很少会用到。再说，即使你现在从头学习C++, 也不算太晚呀。”那个同学又悲伤地说，他觉得从事基金或投行事业的人都是数理天才，而且还是编程天才，自己注定没有活路。 后来，我总算弄明白发生什么了——原来，某BBS的金融职业规划版突然来了几个做过数量分析师的金融工程学硕士，他们不停地鼓吹建模和编程已经成为金融界的一切，如果你不会从头到尾推导Black Scholes公式那就等死吧，而且你还得会Matlab, 并且熟练掌握C++, 至少编过三十万行代码……于是，数理能力不太强、没有编程经验的经济学、金融学或社会科学学生们被搞的灰头土脸，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绪。 可是仅仅三天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个成功的IBD工作人员在那个版面贴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感悟，总结说做金融唯一重要的是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其实就是吹牛的能力），再加上做PPT的能力，还有就是你要特别会经营关系。他还非常武断地说，技术的作用非常小，其实是用来忽悠人的；高学历也没有作用。于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学生们开始扬眉吐气，数学、物理和计算机高手则开始灰头土脸。如此反复再三，所有想从事金融业的年轻人都会被搞的倒了胃口，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在世界上的诸多悲剧中，最大的悲剧就是不会独立思考，而且打击他人独立思考的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条通向成功的不变的道路——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太可能有。当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年轻工作者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个人的职业生涯兴趣”放在第一位时，我们的年轻人却总是喜欢武断的决定—— 某个东西肯定是最好的，某个东西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你肯定应该从事某个职业，无论你是不是觉得它很无聊，仅仅是因为它能给你很多钱，或者它能够“旱涝保收 ”……最后，如果你不采纳他的建议，坚持认为别的东西是最好的，他就会攻击你，说你选择了大错特错的道路，将来肯定会被解雇或者干脆流浪街头讨饭。 每个行业、每个部门都会产生天才和伟人。卖保险的经纪人可以成为巴菲特，投资银行家可以成为黑石公司的创始人，交易员可以成为索罗斯，数量分析师则可以成为Jim Simons那样年薪十几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经理——不过，这些人肯定不是听到别人说“某某行业旱涝保收”或“某某职位薪水最高”就一拥而上的那种人。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方面自视颇高（动辄以超级金领或未来的巴菲特、索罗斯自居），另一方面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和道路何在，也从来没有锻炼起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这才是我们与那些发达国家的年轻人最大的差别。 本文链接地址: 我们最缺乏却最不可或缺的能力：独立思考zz

中国各大烟厂纷纷推出奢侈级超高档香烟品牌，真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消费得起，更不清楚有多少人是自己掏腰包抽这样的烟？　　中国超高档奢侈品香烟排行榜——你抽过几种？红河-道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00元/条 黄鹤楼-08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元/条 苏烟-铂晶　　江苏中烟工业公司　　1900元/条 真龙-盛世　　广西中烟工业公司　　1900元/条 白沙和天下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800元/条 黄鹤楼-1916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800元/条 南京-九五之尊　　江苏中烟工业公司　　1800元/条 钻石-软景泰　　河北中烟工业公司　　1800元/条 冬虫夏草-硬盒　　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公司　　1600元/条 双喜-尊贵逸品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500元/条 紫气东来（据说很难买到）　　山西昆明烟草有限责任公司　　1400元/条 天子-硬黄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300元/条 金圣-盛世典藏　　江西中烟工业公司　　1200元/条 熊猫-典藏版（中国解放后最早奢侈品香烟）　　上海烟草（集团）公司　　1200元/条 白沙-珍品和牌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帝豪-国风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好猫-非常好猫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好日子-盛世　　深圳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黄鹤楼-问道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黄鹤楼-漫天游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七匹狼-盛世 黄鹤楼-品道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贵烟-盛世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长城雪茄-导师2号木盒　　什邡卷烟厂　　1800元/盒 利群-休闲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900元/条 芙蓉王-钻石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300元/条 钓鱼台-硬景泰蓝　　红云红河集团昆明卷烟厂　　1200元/条 华西村-经典1961　　淮阴卷烟厂　　1200元/条 长白山-德容天下　　吉林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呼伦贝尔-金盒　　红云红河集团乌兰浩特卷烟厂　　1000元/条 玉溪-境界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云烟-软礼印象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元/条 钻石-锦绣　　河北中烟工业公司　　1000元/条 长城雪茄-2号（铝管2支）　　什邡卷烟厂　　100元/支 长城雪茄-3号（铝管2支）　　什邡卷烟厂　　100元/支 本文链接地址: 中国高档奢侈香烟

摘要：“中国近代在翻译和引进西方学术的过程中，对其基本概念或术语往往采取译词重于借词的方法，从而引发中西学术思想转换中的“名实之辨”。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黑格尔之哲学定义既使在当时的欧洲也仅是一家之言，尤其在黑格尔之后迄今近二百年间，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曰“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鉴于科学主义的价值缺失，在“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中黑格尔的幽灵再现。未来的哲学将是“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一、从“名实之辨”看中西转换  近代西学东渐，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界涌现了一批外来名词。如果这些名词所反映的对象中国本来没有，完全是从西方传来的，一般不会引起争议。如果指称中国固有的事物，争歧往往不断，并常常困绕我们。这里，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逻辑困境，按照中国的术语，是一个“名实”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这些西来的“名”，究竟能否正确地反映中国的“实”？  逻辑问题应从逻辑上解决。中国先秦就有“名实之辨”，孔子提出了“正名”，主张“名”要正确地反映“实”，即荀子所说的“名闻而实喻”，从而达到“名定而实辨”。荀子还极力地反对“以名乱实”、“以名乱名”和“以实乱名”的现象。中国古人之所以十分重视“正名”问题，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名实淆乱成为一种不祥的社会征兆。足见名实之辨并非只是一个逻辑和哲学问题，它透露出一种社会、文化乃至政治上的深刻危机。  欧洲中世纪有“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对峙，争辩的焦点也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即“名”与“实”孰先孰后的问题。“实在论”主张一般高于个别，即概念（名）是真实的存在。而“唯名论”坚持认为“一般”只不过是个“名”，而个别才是“实”，即真实的存在。在欧洲哲学史上，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近代的黑格尔，都是与“实在论”息息相通的，他们把“名”（概念）看成第一性和决定性的，“实”只是“名”的派生；而另一部分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起就把“实”看成第一性的，“名”依“实”而存——“个别先于一般”。所以列宁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师徒二人的争论看成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里，逻辑问题转换成了一个纯粹思辨哲学的问题。欧洲的“名实之辨”在本质上不仅反映了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两军对垒，而且一再使欧洲哲学争讼陷入二难困境，它从思想深处映射着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客观悖论。  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些“名实之辨”，往往是跟中西文化碰撞中对西方一些名词的汉译解读直接相关。如，“中国宗教是不是宗教”、“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等问题的提出，其根本症结就在于用“宗教”（religion）和“哲学”（philosophy）这两个本于西方的“名”来指称中国的“实”。荀子说“约定俗成”谓之“名”，一个名词能否通行，有时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能否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还取决于经验和习成。以“实”定“名”和以“名”指“实”是概念与实体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从逻辑学上说，概念如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对象的本质属性，那就是一个虚假概念。然而，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乃至同一文化系统中，不同的“实”可能有不同的“名”，说穿了，“名”只是“实”的一种符号表征而已。归根到底，“名”是次要的，“实”的自身状况才是关键所在。如在高等动物和原始人的脑际中，最初的概念通常是以客体图形的表象映现出来的，所以恩格斯曾指出形式逻辑的思维在动物那里就已经存在了。但对于文明人类来说，“实”的存在，不仅可以高度抽象为一种用作记忆、交流和识别的符号，而且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还要完成话语转换过程中的符号转化。因此，只有第一性的“实”才能提供一个最起码的重新识别和鉴定的客观依据与标尺。在转换过程中，因参照系取舍不当，也会造成认知上的某种困境。有鉴于此，我们在翻译近代西方词汇时，一般采用“译词”和“借词”并用的方法。  就“实”而论，它必然是具体的，人有我有，就可以从意义上翻译其“名”，这叫译词。所谓译词，即不同语言系统中在意义上能够通约和通释的词汇。例如，书桌，人有我有，英国人叫desk，中国人叫书桌，这样，“书桌”就是对desk的一个对应的汉语译词。再如，dance，人有我有，我们就可译成“舞蹈”。但ballet这种舞台艺术，却是人有我无，就只能音译，称作“芭蕾”，此谓借词。所谓借词，即整体借取、整体移植的外来词汇。诸如迪士科、沙发、沙龙等等，皆属借词。在缺少可比性前提下使用译词遇到困难或准确度欠佳的时候，借词往往更能准确地反映实体的本来面目。  另有某些“实”，人有我也有，虽然彼此仍具有大致相同的本质属性，但却打上了深厚的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烙印，差异性明显，音译不利于消化和吸收，通常也可用意译。但由于缺少现成的能准确表达实意的译词，需要摹实取名，创出新的词汇；或是加上限定词，以标明特性。例如，中国有面条，意大利也有面条，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面条，但在形态和吃法上却明显不同，所以，我们在翻译意大利的noodle时，并不是简单地用“面条”一词了之，而是用“空心粉”或“意大利面条”来反映其本质属性。西方人在翻译中国的一些名词时也是如此。如西方本来没有茶，他们最初接触到中国茶时，只有借用tea音称谓茶，tea即“茶”的中国方言发音，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借词。再如，京剧是一种以唱为主的舞台艺术形式，跟意大利的歌剧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西方人在翻译京剧一词时就用了Beijing Opera，即“北京的歌剧”，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译词，以此来区别意大利歌剧。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它反映了尽管地分东西，人有黄白，不同的人类文化之间总是具有通约性、通释性和可以转换、可以理解的可交流性。  中西方之间，如果只关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极易自我设限。当然，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人有我无”的窘境时有发生，这些都完全可以通过借鉴、沟通、学习而达到理解与分享。今人往往拘泥于西方标准理解中国文化，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发生在哲学身上，也可以推演到其它学科身上。如果按照学科的西方之“实”来审视中国之“名”，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跌入“名”、“实”淆乱的困惑之中。只注意中西文化之间的相异性并刻意夸大这种相异性，或只抓住中西之间的个性或具体性而忽略其共性或普遍性，就会出现庄子所说那种情形：“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1](P145)惟有我们走出这种否认客观标准的相对主义的泥淖，我们才能把握中西文化通约的主轴。  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一般来说，“人有我有”就得比较，从比较中找到双方的共性作为共同的标准，应避免在价值判断上以一方剪裁另一方。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取长补短，促进交流，共同发展。因此，对于“人有我无”东西，要么舍弃，要么“拿来”。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人有我无”的宝贵东西实在太多了，中国人唯有奉行“拿来主义”，才能助我所长，为我所用——不管是器物、思想、理论，还是某种学科。但是，所有“拿来”的[来东西都有一个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而加以融通的再造过程，即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过程。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始终存在着一个合理性的问题，却从来没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因为判断一个学科能否成立的标准，最终还是依学理和客观需要而定，而不是依先定之“法”和人为预设而定。说一个学科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则可，说是否具有“合法性”则不可——那是误用了“合法性”这一术语。  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审视中国，我们不仅完全可以说“中国没有哲学”，我们还可说“中国没有绘画”、“中国没有音乐”……譬如音乐，中国是五音打谱，西方是七音，多了两个半音，很不一样，最初遇到这种情况的西方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没有半音能否称得上音乐？但谁又能否认三千年前中国就有了music？“高山流水”之古琴曲，一度还成为地球人类的代表性声音被美国人播送到了太空去寻找人类的外星伙伴呢！因此，在翻译music这一西词时，并不能因为中国没有半音无奈地用上一个借词“纽斯科”，而注定要用一个译词——“音乐”。当我们每提到“音乐”时，自然会想到东西方的各种音乐，而当我们提到个别民族的音乐时，自然要说到“中国音乐”或“西方音乐”。谈到“中国音乐”，又不能因中国音乐不合西方标准，而否认它是music。  一个文化势位高的民族，在翻译外来语言时必然译词多于借词。相反，则是借词多于译词。如果在文化势位上以畸低对畸高，处于一种极不对称、极不平衡的地位，在强势文化和语言霸权面前，本民族的语言就有可能处于丢失、灭绝或者最终被外来语言吞噬的危险。此种情况的出现便意味着这个民族尽管形式上还存在着，但事实上已经消亡了。所幸的是，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传承的高势位文化，历史上在与境内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多是用译词解读外来文明，并通过这种意译的方法，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把它转化为自己文化中的有机部分。如中世纪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和近代对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吸收，既反映了我们文化底蕴的深厚又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  二、“黑格尔标准”和“西方主义”  然而，由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客观差异性，近代在对西方语言的翻译、尤其对某些西方学科、学派或专用名词的翻译中，有时确实难以找到准确的汉语表达式，故引发了不少困惑和悖论。由于我们今天使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名词多属译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译“名”能否准确地反映中西各自的“实”？上个世纪，冯友兰先生曾就“中国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发表过看法，其结论是：中国没有科学。不过，这里的科学仅指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或西方近代实验科学。而李约瑟和爱因斯坦这些西方名流也相继提出了“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的问题，爱因斯坦给出的回答是中国文化缺少欧洲近代的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李约瑟对此不以为然，他把这一问题留给了后人，因此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中国有没有哲学”跟“中国有没有科学”一样，也是一个沉寂了几十年的老话题。旧话重提，虽无新意，但仍能吸引不少人的眼球。应该承认，这个问题的内在原因复杂，甚至深刻，因为它透露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危机，尽管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名”、“实”之辨，也不在于中西之异，但要清算这一问题，则并非易事。  有论者反复强调，中国本来无“哲学”之名，只是日本人西周氏在19世纪末从中国儒家经典中组合了一个“哲”字和一个“学”字，再用来翻译philosophy，从此中国才有了所谓的“哲学”。论者又指出：Philosophy的希腊词根是“爱智学”，中国传统只有经、史、子、集，无“爱智”之说，至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哲学门（后改为哲学系），中国始有“哲学”学科。可是，“爱智”是人类的文明教化和对智慧的普遍追求，这是所有的古老文明共同的诉求，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此，孔学不仅“爱智”，也有关于“智”的反思，所谓“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智居其一。如果“爱智”是philosophy的基本内核，那么，philosophy就不应该专属希腊，谁能说中国古代哲学不是一种“智者之思”呢？  或说，仅仅“爱智”还不是哲学，哲学的核心是本体论，而“中国没有本体论”。那么，孔子的“仁”、老子的“道”、《易经》的“太极”、朱熹的“理”是不是本体？围绕着这种“本体”的“体用之辨”和“穷理之道”，不是本体论又是什么呢？老子的“道为天下母”，魏晋玄学的“以无为本”、“以无为体”，宋儒的“无极而太极”，是否体现着一种没有“逻各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什么叫“逻各斯”。在汉语中，“逻各斯”是一个借字（音译），源出于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logos。“逻各斯”的意思主要有三层，即规律、本体和本源。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相当于“逻各斯”的范畴就是“道”，儒、释、道三家都讲“道”，宋明理学也讲“道”，中国哲学之“道”主要也是指规律、本体和本源三义。虽然中国哲学中没有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事实上存在着中国的“道中心主义”。中国学者最初在翻译logos时没有使用译词“道”，然而当年法国汉学雷缪萨就曾用“逻各斯”（logos）翻译中国哲学中的“道”，黑格尔认为这种译法“是很不明确的”[2](P126)由于希伯来思想的浸入，希腊原初的“逻各斯”秉赋了宗教的意蕴，成为一种宇宙精神、宇宙理性或“圣子”，与“奴斯”（nous）相当，这是“逻各斯”比“道”显得较为复杂的一面。但如果我们细究老庄之道、宋尹之道和秦汉后的道教之“道”，“道”的宗教意味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中国的“道”常常也被解释为“物”，这正是黑格尔所极力贬斥的。  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乃是“本体论”和“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意指研究器物形体之上或之后的终极本体的学问。《易经》上写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形而上的超验本体，器是形而下的经验物体，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超验与经验二元世界区分的思想。中国人不仅区分了二元世界，而且有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以及“一与多”的思想，如《易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表述。  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人们只知道日本人西周氏在1837年首创“哲学”一词翻译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义理之学”，而不知早在数百年前，西方人便认定中国的“义理之学”就是西方的philosophy！如，16世纪进入中国的杰出的基督教学者利玛窦就把孔子的道德学说译成philosophy，并指出：“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五百五十年，享年七十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3](P31)另一位传教士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其1638年完成的《大中国志》一书中也提到了《易经》和孔子，及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4](P59-60)20年后，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尼（卫匡国）在欧洲出版了汉学名著《中国上古史》，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易学”原理跟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同，都是把“数”看成宇宙的本体，所以，“易学”就是philosophy。[5](P11)17世纪，柏应理写了一本对欧洲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书，即《中国哲学家孔子》，笛卡尔学派的马勒伯朗士撰写了一篇《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他们都使用了philosophy来指称中国的“易学”和朱熹“理学”。至于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更[来是对中国的philosophy赞不绝口，莱布尼茨说：“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6](P133)可见，早在16世纪，西方人就“发现”了中国哲学，这早于日本人西周氏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近三百年。无论是16世纪的利玛窦把中国的“易学”翻译成philosophy，还是19世纪的西周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都说明在中国的确存在着philosophy这一基本事实。philosophy在两个文化系统中不可能完全等同，必然表现出个性化的差异，但就其一般的本质属性来说则没有什么不同。为了避免“惑于以名而乱实”或“惑于以实而乱名”，今人在讨论哲学史上的问题时，必须标以“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以示区别。  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有人出来说“中国没有哲学”时，总要抬出黑格尔。足见黑格尔的影子——或者说黑格尔的幽灵一直在中国哲学界上空徘徊——跟它同在的就是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主义”。可是，黑格尔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没有哲学”这句话。相反，他认为中国有一种自己的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一部分《东方哲学》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跟印度哲学、希腊哲学并称为古代的三大哲学系统。的确，黑格尔蔑视东方哲学，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对东方哲学缺乏深知。他写《哲学史讲演录》本来也是想把“东方哲学”排除在其对哲学史的考察的视野之外的，只是由于“新近有了一些材料”，才对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附带说几句”。他认为孔子算不上是一个“思辨哲学家”，在他那里只“是一种道德哲学”（实际上袭用了利玛窦的说法），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2](P120)然而，他没有否认“道德哲学”也是哲学。黑格尔更没有说《易经》、《老子》和朱熹“理学”不是哲学。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明确肯定了中国哲学，他写道：“……中国人也有一种哲学，它的初步的原理渊源极古，因为《易经》——那部‘命书’——讲到‘生’和‘灭’。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纯粹抽象的一元和二元的概念；所以中国哲学似乎和毕达哥拉斯一样，从相同的基本观念出发。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7](P141)显然，黑格尔承认了中国有一个和希腊哲学一样的“理性”哲学体系。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正是当年传教士最初把“易学”翻译成philosophy的学理依据。当然，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概念缺少“规定性”，或者说缺少确定性，甚至说中国哲学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排除这些西方主义的偏见之外，我们发现黑格尔不得不承认中国有哲学这一事实。  同时，黑格尔认为并非一切思想都是哲学，如宗教、法律、艺术与科学等，虽然跟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每一哲学范畴应该有自己的确定性。在他反复论述了这些问题之后，他指出人类思想应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为人们一般算作科学知识的材料；这乃是理智思维的开端。第二部门为神话与宗教；这两者对于哲学的关系常常表现为敌对的，在希腊如此，在基督教时代亦如此。第三部门为抽象理智的哲学，即理智的形而上学。”[2](P58)  黑格尔在考察世界上各种哲学体系时，无法掩饰其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他以希腊哲学的传人自居，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2](P157)事实上，曾经在西欧历史上被称为“野蛮人”的日耳曼人只是晚到十世纪以后才进入欧洲历史的视野，希腊时代，尚无德国民族。但黑格尔出于情感上的需要，自然会以“希腊标准”裁判一切。恩格斯、丹皮尔、罗素等人在提到希腊哲学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世纪湮埋了数百年后重新被发现的这段史实时，无不对阿拉伯人在哲学上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然而黑格尔却说：“关于阿拉伯哲学，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并不构成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有特性的阶段；他们没有把哲学的原理推进一步。”[8](P255)然而事实上在希腊哲学尤其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楔进了不少阿拉伯人转述的思想，如亚氏的《论灵魂》，更像是注释者阿维罗伊自己的著作；丹皮尔甚至认为，古希腊的哲学本来就发源于东方，并且极有可能受印度哲学的影响，中东民族，尤其是阿拉伯民族，一直是勾通东西方的桥梁；罗素说，没有阿拉伯人就没有希腊哲学的重新发现，没有像阿维罗维这些杰出的阿拉伯学者向西方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难以设想，在天主教一统天下的罗马帝国，连一些贵族子弟都大字不识一个，欧洲人何以知晓“形而上学”？  遗撼的是，“黑格尔标准”和“西方中心主义”仍然是一些人最常用的裁判一切的尺度。  三、“否定之否定”——形而上学的怪圈？  黑格尔的幽灵并没有阻挡住19至20世纪以来哲学王国领域的多元化拓展和哲学定义的多样化趋势。Philosophy在今天的西方早已不只是停留在“爱智学”的层面或向度上了，它的多次危机促使其在内涵与外延两方面屡获突破，“爱智”的初衷一如孩提时代一抹淡淡的梦痕仅残留在哲学发展的轨迹上。我们无法历数现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哲学的定义（罗素说过：“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我们要说，把哲学仅仅定格为“爱智学”的原始含义，早已是很不合时宜的了。  德里达曾在一次用餐时说“中国没有哲学”，[9](P139)这句非正式场合下的话语以后在正式的学术场合下被中国学者热烈转述，一时被炒地纷纷扬扬。孰不知德里达实际上是一位奋力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提出要“解构形而上学”的人，然而其审视何为哲学的先在前提却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定义，“哲学”和“形而上学”在德里达的视野中并非是褒扬的对象。他说，“解构不是哲学”而只是一种“思想”，“解构”的目的在于“超越哲学思考”。[9](P82)无疑，德里达拒绝那种恪守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审视自己的思想，如果这样，他宁可承认自己的学术体系只是一种思想，而不是哲学。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德里达称为“哲学家”、还要把他的“解构主义”思想视为当代西方重要的哲学流派呢？可见，人们在“判学”时早已把“黑格尔标准”置之度外了！  即使在黑格尔的时代，欧洲人在界定“什么是哲学”时也不以黑格尔的标准为标准。黑格尔本人就抱怨说，“哲学”这一名词在英国虽然受到尊重，但英国人的哲学定义未免太宽泛了，“英国人并称物理学的仪器，如风雨表和寒暑表，为哲学的仪器。又如许多理论，特别是关于道德或伦理学的理论，一些从人心的情感或经验得来的理论也称为哲学，最后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原则亦被称为哲学。”“在英国有一个为汤姆生编的《哲学杂志》讨论到化学、农业（肥料）、农业经济、技术知识，有点像‘黑尔谟布施特杂志’。”[2](59)我不能断定黑格尔所说的这家《哲学杂志》是否就是英国皇家科学院主办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哈佛大学图书馆存有从1623年至1966年左右的该杂志的电子藏本，如果浏览一下17至19世纪的一些文章和目录，发现它确实象黑格尔所说得那样，简直就是一部科技百科全书。我还惊奇地从这本标明“哲学学报”的杂志中发现了17世纪英国人对中国天文学的介绍，满怀兴致地欣赏了17世纪欧洲人绘制的中国图画，从中看到了明清时代中国的宝塔、桥梁和房舍。这本杂志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完全变成一本纯粹的科技杂志了，但它仍名曰《哲[学学报》。由此而知，对哲学的界定即使在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的“黑格尔标准”，至少在英国人那里，哲学是一个包容性较大或等同于“科学”的概念。  事实上，“爱智学”在公元三世纪就已经中断了。罗马帝国没有人能读懂希腊文，希腊哲学辗转成为东罗马土地上的珍贵遗产，直到十字军远征时西方人才惊奇地发现了这些“古董”，于是才有拜阿拉伯人为师的“东方主义”思潮的形成，也才有了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当然，中世纪还有柏拉图思想的残存，但它只是通过与希伯来精神相结合镶嵌在“教父哲学”中的一块“希腊化石”，这种哲学不是“爱智”，而是“爱神”或“爱上帝”。真正复兴了希腊理性哲学、让哲学试图摆脱神学婢女地位而完成“我思故我在”的欧洲第一位哲学家是笛卡尔，所以，真正的欧洲哲学史应该从笛卡尔学派写起。如孔德便把欧洲的历史分为“神学时代”→“哲学时代”→“科学时代”，“哲学时代”是笛卡尔以后的时代，“科学时代”自18和19世纪始，在这两个时代之前，只有“神学时代”。遥远的古希腊——欧洲人的记忆中本来并没有它的位置，在欧洲历史中，“发现希腊”与“发现东方”是一回事。  即使在笛卡尔时代，对于希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也不全是一种认同的态度，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与欧洲进入哲学时代同期而至。如笛卡尔学派的重要代表培尔不仅公开怀疑上帝的存在，而且从根本上怀疑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马克思说他“使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10](P162)。在“哲学时代”，欧洲各重要的哲学家几乎都没有拘泥于形而上学原旨或“逻各斯”原主义，这最终导致了休谟、康德的怀疑论对形而上学的反叛，康德还把“道德的形而上学”提到了哲学本体论的地位，从而发动了一场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黑格尔哲学表现出了对康德的某种反动，但却开始了对希腊形而上学精神的复归。正是黑格尔本人，营造了“哲学是什么”或“什么是哲学”的理论困境。  对黑格尔哲学采取“拒斥”态度是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哲学的主流，它们展现了强大的阵容，这就是影响至今的实证主义的各种流派。从孔德、斯宾塞的实证哲学到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哲学再到美国的实用主义，把科学主义引入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反思传统，一时形而上学成为强弩之末。按照“拒斥形而上学的”论点，黑格尔哲学也不是哲学。在形而上学那里，无本体论便无哲学，但传统本体论仅仅是一种逻辑建构，而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本体是可以实证的，不能被实证的本体尽管逻辑上可以自足（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但在实际上不能成立。这样，黑格尔哲学在实证哲学面前自然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按时髦的话语说，即失去了“合法性”。即使师出于黑格尔学派的马克思，也声称自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之后，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已经死亡——恩格斯宣称：费尔巴哈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虽然马克思格和恩格斯不愧为伟大的哲学家，但他们从来没有宣称他们的学说是“哲学”，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只能属于科学。  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大颠覆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哲学标准和哲学定义的大否定，也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否定。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维特根斯坦干脆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仅是一种语言的误用，是理智的昏迷，哲学根本不应该研究这些，而应该回到现实生活。除实证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之外，反理智主义从另一维度上消解形而上学。尼采就反对用理性、思维、逻辑概念去追求和构造“本体”，主张充满矛盾和痛苦的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上帝已经死了”，“超人”出世，“超人”以权力意志来抗衡理性主义对人之肉体的忽视，加之本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出现，一时汇成了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潮流。  应该说，20世纪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重镇是海德格尔，他对从希腊到黑格尔的全部西方哲学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其摧枯拉朽的武器是他的“存在论”，并用“存在论”取代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海德格尔认为自希腊以来的本体论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对本体“是什么”的永无止境的追求，结果把存在者当成了存在，从而造成主客二分，造成了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统治下的抽象的二元思辨方式。海德格尔理解的“存在”就是一种意义和境界，他猛烈地抨击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导致知识论，不仅造成了技术力量对人生意义的腐蚀，而且必然走向一神论宗教，即“形而上学—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11](P832)海德格尔还反对逻辑分析主义利用语言分析代替传统思辨哲学的方法，主张消解语言的分析功能，强调真正的语言不是逻辑的语言，而是“诗”的语言，“诗”与“思”使人进入“栖居”并澄明其意义。  从尼采“上帝死了”到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再到当代德里达对“语言中心主义”、“逻各斯中主义”的消解，实际上开显出一种“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科学主义被当作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加以批判，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深陷空前的危机，其阵容可谓溃不成军。然而，“哲学”这一概念的躯壳仍在被袭用。遍观当代哲学界各种流派，谁也不会因为拒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而被认为“不是哲学”，更不会遭遇到“不是哲学的哲学”之“合法性”的质疑。如今，就象人们没有理由斥责马克思、孔德、尼采、本格森、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的哲学“不是哲学”一样，人们更没有理由斥责《易经》、《老子》、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不是哲学”！  罗素说：“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12](11)罗素给哲学预设了一块地盘，然而却是一块险象环生、两肋受敌的空间。科学是知识论的产物，现代科学是知识论发达的产物，科学的使命就是要去穷究具体实体的奥秘，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产生了日新月异的技术。但是，现象和物质世界是无限的，科学的使命也是无限的。无限地去接近绝对真理又不可能穷究所有的真理，在科学的触角抵达不及或暂时无法触及和无法解释的领域，便是神学自由翱翔和大展身手的天地。换言之，一切可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一切既不可证实又不可证伪的理论便是神学的领地。科学给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便利，是天字第一号的理性工具，因而倍受青睐；神学拯救着人们的灵魂，向人们提供进入天堂的廉价的门票，同样具有实用的价值。唯独哲学，把科学和神学丢弃的不毛之地捡拾过来，开垦出来的却是一块空灵世界，其贫困、无用和无奈，怎能不导致对其“合法性”的质疑？  然而，正像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形而上学被否定之后，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成为当代文化思潮的主流，而关于人类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却没有讲了，他呼唤“重建形而上学”。于是，在一片“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解构”声浪中，黑格尔的幽灵渐渐遁去却又悄悄而来。人们突然意识到，正是黑格尔的幽灵，或者说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当代哲学至今并没有走出从反形而上学到不得不回归形而上学的画地为牢的百年怪圈！不过，新世纪的形而上学将不再是“黑格尔标准”的思辨哲学了，而是一种维柯（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式的“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从“理性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近二百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走出了一[个形而上学“否定之否定”的圆圈，这是一个螺旋发展、无限向上的圆圈，21世纪的世界哲学，正在展现一个哲学模式大转型的圆圈，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将被定格在这个转型圆圈的至高点上！ 参考文献：  [1]庄子. 德充符(A). 陈鼓应. 庄子今译今注(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V1(M). 贺麟、王太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3]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札记(M).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 北京:

（转帖 作者：张维迎） 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过头看，30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 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划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象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才能买到。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到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资源（比如钢铁原材料）基本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给国有企业。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它们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价格信号不仅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而且也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分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该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作任何决策，真正做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作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一项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事实上，计划经济下政府官员挂在口上的“政治账”、“社会账”，通常不过是他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 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我们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决策权没有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造成的。在很多产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需要政府审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自由造成损害；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企业家总是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的表现。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更多的自由，让价格信号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会更为迅速，腐败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能被用于权力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如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能创造同样的市场价值，才能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标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而带来的。然而，也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中基于官职的权益与基于财产的权益同时并存，有官职的人依然拥有巨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未来，只有将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由政府职位彻底转向私人财产，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根除腐败，降低无效率的收入差距，最充分地激发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热情与智慧。 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制定的，资源是由中央动员的。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上世纪80年代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带来的结果。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包干制度于1980年首先引入，1984年作了一些调整，1988年完全实现制度化。按照这一制度，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以及相同级别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这一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对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了财产划分，将整个中国经济划分成很多小的公有经济体，每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公司”，每一等级的地方政府变成了其管理的公共经济的实际所有者，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财力就大，官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权益。在这样的体制下，发展经济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由此导致了地区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刺激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尽管地方政府也许会使用行政计划手段来控制本地企业，但是对其他政府只能采取讨价还价的办法。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剧了中央计划体制控制的难度，最初迫使企业和地区通过“物资串换”的方式走向市场，整个经济走上“双轨制”，最终迫使中央计划体系逐步瓦解。尽管分权制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但它同时也是摧毁市场分割的重要力量。经济越是有效率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越有能力进入其他地区的市场，利用全国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地区间的竞争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吸引外来的投资者。 地区之间的竞争也引发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民营化浪潮。这里的原因是，由于产品市场上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最低市场份额。因为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财政收入。为了促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人员，“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这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在忙着“搞经济”，而大部分的中央部委都在忙着“审批”。尽管地方政府的行为经常受到批评，但在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地方政府和地区间竞争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地方分权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竞争，民营化的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如此成功。当然，如何从地区之间的竞争转向企业之间的竞争，让资源配置的决策真正由企业家做出，而不是地方政府官员做出，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 第五，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的确，早在200多年前，亚当R26;斯密就讲过，经济发展取决于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市场范围越大，分工程度越高，交换越发达，经济就越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再次启动的中国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范围，使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国民财富，从而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基础。 在我看来，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引入制度竞争，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经济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验体制优越与否的标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弊病暴露无遗，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在开放的市场上，消费者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投票。当国有企业失去了市场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对外开放还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游戏规则。比如前几年，我们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的权力、废除审批制方面做的许多工作，是跟加入世贸组织（WTO）密切相关的。因为加入了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说，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就。 以上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和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的支持下频频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更多地演变为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就会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造成致命性的伤害。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 2008年1月1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十届新年论坛以“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邀请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等卓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败得失和未来改革的方向、动力等问题进行探讨。由于论题重大，名家齐聚，这次论坛受到了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关注。在会后，很多听众表示，这是近年来少见的论题深刻、场面精彩的思想盛会。媒体也对论坛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我们预期，这次论坛将对2008年各界纪念讨论“中国改革三十年”以及未来的改革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了让这次论坛的思想成果被更多的人了解、收藏，我们决定出版这本书。在编辑本书时，除了请参加论坛的经济学家对他们的演讲内容作了更细致的修订之外，我们还请每位经济学家自选一篇文章，反映其本人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与判断，以使读者更完整地了解他们的观点；另外，我们还在每位学者文章之后，对他们的代表著作进行推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就此作进一步学习或研究。我相信，对于关注中国改革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家的思想状况的人来说，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但改革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短期内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选择，长期内起决定性作用却是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深切期望，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包括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举行以及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构筑良好的大众理念，推动中国改革继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本文链接地址: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