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又逢黑色星期四，今日跌至3400点

我们最缺乏却最不可或缺的能力：独立思考（谢国忠） 平时我经常阅读与金融界的时事新闻和职业规划有关的网站和论坛，以防自己在不经意中落后于时代。在国内和国外，有许多非常深刻而又活跃的金融类交流社区，例如Doostang, iBanking Oasis以及MIT BBS等等。我从来就不是社区的活跃成员，只是偶尔观看讨论合集，并争取从那些更有经验的人笔下学到更多东西。 后来，我逐渐发现了国内和国外社区的一个重大区别（我说的“国内社区”包括所有中文社区，例如水木社区，以及设立在美国的MIT BBS）——相比那些出生在美国、欧洲或澳大利亚的金融从业人员，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且习惯于把一种偏见强加于另一种偏见之上。在任何讨论中，我们都喜欢采取过于强硬、甚至是人身攻击的态度，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总而言之，作为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接受大部分教育的人，我们经常显得过于顽固地坚持一些所谓的“普遍真理”，而不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缺乏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的心态。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不确定，不知道该去一个价值型对冲基金(Value Hedge Fund)还是去一个中型投资银行(Middle Market IB)做股票研究(Equity Research)。当你到Doostang去寻求帮助时，热心的讨论者会告诉你：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职业偏好，你的背景，以及你对未来的态度。对冲基金的文化和投资银行非常不同。你喜欢深入研究公司的基本面，还是喜欢每天和客户打交道？当然，薪水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我无法确定。哪位朋友在对冲基金做过研究？或许他可以帮助你。” 接着，你可以把自己的大致背景和职业生涯规划告诉他们。会有一些入门级、中级甚至高级的金融从业人员和蔼地开导你。一个人会说：“我个人比较喜欢投资银行，毕竟你和一个团队在一起工作，而且这会大大地锻炼你的交流能力。对冲基金的规模再大，毕竟比不上中等投资银行。况且，在投资银行做股票研究的经历可以帮助你未来成为基金经理或私人股权公司的工作人员。”另一个人可能会说：“我建议你最好选择对冲基金，因为它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平衡，而且你能够真正学到怎么做投资，而不是仅仅写报告让客户高兴。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会去买方，而不是卖方。” 以上的交谈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如果你的英文阅读能力不错，那么你将在Doostang或iBanking Oasis得到一些非常中肯的评价。无论如何，你会感觉自己受益很大，对前途看的更清楚了。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话题贴到水木社区，北大未名BBS或MIT BBS上，等待你的又是什么呢？这要看运气，有时候人们也会提出宝贵意见，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十几个回复之内，你的主帖下就会充斥许多互相攻击和不知所云的帖子，下面是一些样本： 用户甲说：“投资银行都是骗人的！你看过投行的研究报告吧，和娱乐记者写的东西没有区别。而且现在投行研究部的工资越来越少了，你去了就等着挨饿吧。我简直想像不出来，作为卖方分析师你能干嘛，其实你啥都锻炼不了。对冲基金至少比投行好。” 用户乙（可能是一个在中金研究部实习的小伙子）立即大怒地回帖：“你真是无知者无畏。你知道研究业务在大中华区是多么吃香吗？你觉得一个10亿美元规模的对冲基金带给你的锻炼能够比得上一家年营业额几百亿的投行吗？我看你就属于那种根本进不了投行面试的人，你只管在那里误人子弟吧。” 用户丙（据说是一个物理学博士）慢条斯理地出来说：“你们说的都没有用。无论去对冲基金还是去投行，做股票研究肯定没有前途。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投资分析已经数理化了，数量分析师(Quant)才是唯一有前途的。你知道伦敦城的数量分析师能赚多少吗？做股票研究，是夕阳产业中的夕阳产业。趁早转行吧。” 用户丁（某个IBD的Senior Associate）说：“难道你没有考虑过IBD吗？事实证明IBD在长期内是最能够锻炼人的，而且工资也很高。现在有许多股票分析师转行到IBD，或者去做Sales。无论如何，我觉得IBD是最好的，所有部门的人都想来IBD。” 用户戊（很可能刚刚输掉一个IBD的终面）怒不可遏地回复道：“什么IBD，狗屁IBD，整天做一些华而不实的PPT来蒙骗客户，连简单的VBA程序都不会编。你们除了骗人还会干什么？只管去吹吧。还有，那个自称做Quant很赚钱的人也别太高兴，次级债危机就是你们这些Quant搞出来的，到时候你们也只有死。认命吧。” 好吧，这一路下来，你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除了骂人、转移话题和混淆是非的能力之外，你可能没有学到什么。人身攻击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大部分讨论者都没有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们会说：“某某部门好，某某部门坏”；可是他们不会说：“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某某部门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有幸光临MIT BBS的金融求职版，你会发现那里的人整天为“做数量分析师好还是做交易员好”或者“IBD有没有技术含量”这些万年没有答案的问题纠缠不清。另一些富有争议的话题包括：“股票研究是不是死了”，“买方分析师有意义吗”，以及“管理咨询和投资银行哪个更锻炼人”——不用说，这些问题最后没有一个不演变为集体攻击与反攻击。数学好的人会大肆鼓吹数量分析师是最好的，既有技术含量，又安全稳妥，而且工资也很好；数学不好但喜欢吹牛的人会大肆鼓吹IBD是多么伟大，真正有水平的人都来自IBD等等；喜欢读财务报表的人则会坚持说股票研究能够产生真正的天才，而其他部门在忽悠人之后都不会有好下场。大概在三五个帖子之后，他们就会开始闹的满脑子不快。 这种讨论，对于已经很熟悉职业发展的专业人员来说，或许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已经懂的够多了；但是对那些有志于从事金融业的学生，或者刚刚开始从事金融业的分析员们来说，危害可能相当巨大。我记得很久以前某一天，一个同学眼泪汪汪地告诉我说，他没有办法从事金融了，因为他不会推导Black Scholes公式，也不会C++编程。我对他说：“那些都是做衍生品和数量分析的人使用的，你做其他部门很少会用到。再说，即使你现在从头学习C++, 也不算太晚呀。”那个同学又悲伤地说，他觉得从事基金或投行事业的人都是数理天才，而且还是编程天才，自己注定没有活路。 后来，我总算弄明白发生什么了——原来，某BBS的金融职业规划版突然来了几个做过数量分析师的金融工程学硕士，他们不停地鼓吹建模和编程已经成为金融界的一切，如果你不会从头到尾推导Black Scholes公式那就等死吧，而且你还得会Matlab, 并且熟练掌握C++, 至少编过三十万行代码……于是，数理能力不太强、没有编程经验的经济学、金融学或社会科学学生们被搞的灰头土脸，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绪。 可是仅仅三天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个成功的IBD工作人员在那个版面贴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感悟，总结说做金融唯一重要的是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其实就是吹牛的能力），再加上做PPT的能力，还有就是你要特别会经营关系。他还非常武断地说，技术的作用非常小，其实是用来忽悠人的；高学历也没有作用。于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学生们开始扬眉吐气，数学、物理和计算机高手则开始灰头土脸。如此反复再三，所有想从事金融业的年轻人都会被搞的倒了胃口，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在世界上的诸多悲剧中，最大的悲剧就是不会独立思考，而且打击他人独立思考的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条通向成功的不变的道路——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太可能有。当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年轻工作者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个人的职业生涯兴趣”放在第一位时，我们的年轻人却总是喜欢武断的决定—— 某个东西肯定是最好的，某个东西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你肯定应该从事某个职业，无论你是不是觉得它很无聊，仅仅是因为它能给你很多钱，或者它能够“旱涝保收 ”……最后，如果你不采纳他的建议，坚持认为别的东西是最好的，他就会攻击你，说你选择了大错特错的道路，将来肯定会被解雇或者干脆流浪街头讨饭。 每个行业、每个部门都会产生天才和伟人。卖保险的经纪人可以成为巴菲特，投资银行家可以成为黑石公司的创始人，交易员可以成为索罗斯，数量分析师则可以成为Jim Simons那样年薪十几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经理——不过，这些人肯定不是听到别人说“某某行业旱涝保收”或“某某职位薪水最高”就一拥而上的那种人。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方面自视颇高（动辄以超级金领或未来的巴菲特、索罗斯自居），另一方面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和道路何在，也从来没有锻炼起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这才是我们与那些发达国家的年轻人最大的差别。 本文链接地址: 我们最缺乏却最不可或缺的能力：独立思考zz

    吴玉叶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2e7b50100e9mk.html  如果到我国稍大点的书店，就很容易找到中国哲学史一类的书籍。从这些书中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哲学家还确实不少！古代有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公孙龙、向秀、郭象、韩愈、柳宗元、周敦颐、朱熹、王阳明等等；现代有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金岳霖、熊十力、冯友兰等等。但可惜得很啊，西方哲学界自黑格尔以来，有许许多多的学者根本就不承认中国有哲学。如果真像他们所说，中国哲学家还能是哲学家吗？ 为了证明中国有哲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界学者不懈努力，编辑出版了许多中国哲学书籍，并且还就“何谓哲学”“中国有无哲学”作出了回应。尽管如此，依旧没有改变那些西方学者的看法。 那么，中国到底有无哲学呢？我认为，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应先弄清以下问题：一，西方学者说中国没有哲学，是指名，还是指实？如果是指名，我们承认，“哲学”一词确实是“进口”的——它源于希腊，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等学者把日本的这一译称介绍到中国，后逐渐通行。这是事实。不过，我认为这（名）并不重要，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实指一物而叫法不同的情况——比如一般统称的“玄学”，先秦叫“子学”，两汉叫“经学”，魏晋叫“玄学”，宋明叫“理学”……。这也好比甘薯，有的地方叫红薯，有的地方叫红苕，而有的地方却叫它红芋。——叫法虽然不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实乃共指一物。二，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之实，即内容上没有哲学方面的东西。请问西方学者：到底何谓哲学？你们又是怎么给哲学下的定义呢？——关于这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说：“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说得更为明白：“哲学一名词在西洋有甚久的历史，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之定义亦各不相同。”事实也确实如此——关于什么是哲学，在西方，从古至今，从未达成共识：各家各派都是自以为“是”，自下定义；甚至在一家一派里也各不相同、歧义横生。 既然如此，那些西方学者为什么还要说中国没有哲学呢？他们这样说的根据又是什么呢？笼统地说是不便于弄清问题的，我们还是来看看他们在哲学界中最权威的代表——黑格尔，是怎么说的吧。 黑格尔在《中国哲学》“孔子”部分中说：“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500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经注释了经籍，特别是历史方面的。他的其它作品是哲学方面的，也是对传统典籍的注释。他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他的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他说了以上这话，很快又在此文的“道家”部分中，针对以上所谓“中国哲学”“孔子哲学”的说法却又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改口作了如下“声明”：“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而不再是哲学了）。又说：“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上教导……” 黑格尔要靠以上说法来证明中国没有哲学，我觉得是没有说服力的。原因如下：一，他说在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这话就过于绝对。他喜欢说这样的话——至少在他的文章里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比如，他在《哲学和哲学史的起始》中说：“在日尔曼人的生活中，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皆自由。”“在东方只是一个人是自由的（专制君主），……但那唯一专制的人也不能自由。”话说得太绝对了，这不仅与他的“辩证法大师”“思辨哲学家”的身份不符，更不能令人信服。——怪不得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1日给父亲的信中说，他不太喜欢黑格尔哲学那种“稀奇古怪的旋律”，即它那表现得很明显的远离实际政治问题的思辨性质。二，既然到目前为止，哲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那他凭什么说“道德学说”（实际上也是道德哲学）就不属于哲学性的？——这颇有点诡辩的意味。照他这种逻辑，难道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的人是人，黑头发黑眼睛小鼻子的人就不是人？难道他真像叔本华说的那样：“我们当代的诡辩主义者……黑格尔则在玩弄这一手法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三，苏格拉底最初认为哲学主要应该研究自然，说明万物的“始基”。后来他发现这种研究是徒劳的——哲学的任务在于探求真理，只有认识人自己……才能探求到真理。于是就从研究自然改为研究人。苏格拉底研究人必然要涉及到正义非正义、善恶美丑，他所谈论的这些内容，是否也和孔子的一样归为道德的范畴？“细说起来，苏格拉底的学说是地道的道德学说。”—— 黑格尔在《希腊哲学》中也这样承认。从黑格尔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的学说、苏格拉底的学说，都属于“道德学说”。既然如此，苏格拉底的学说属于哲学性的，孔子的学说为什么就不属于哲学性的？苏格拉底是哲学家，孔子为什么就不是哲学家？ 当然，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可能还有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思想的自由”问题。他认为“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必须是“思想的自由”。探讨哲学、研究哲学、创造哲学确实需要思想的自由，这话放在何时、何地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思想的自由无论在古今还是将来，也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是相对而言的。要知道，自由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不同阶级里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在思想不能自由或不能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是否就绝对不能产生出哲学和哲学家，这不是可以用理论去说明的——因为理论本身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对错，只有用实践检验，用事实说明。事实上的情况又是如何？我们不妨来回放几个片断： 一，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思想在当时是如何自由的，为此又有着一个如何的结局吧。苏格拉底认为优秀的政治家是精通政治、懂得怎样管理的人，而不是那些握有权柄、以势欺人的人和那些由民众选举的人。结果他的这种自由的思想被一些人怀恨在心，民主派重掌政权后，控告他反对民主政治，用邪说毒害青年，因此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饮毒汁而死。 二，柏拉图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无法在雅典立身，被迫出逃，流亡埃及、波斯以及南意大利等地，4年后才得以重返雅典。 三，1762年6月9日，法国巴黎最高法院下令查禁卢梭的书籍，并要逮捕作者。当天下午卢梭只身逃离法国，开始他长达8年的流亡生涯…… 四，马克思从1842年起为《莱茵报》撰稿，不久担任该报编辑和总编辑。在他影响下该报具有越来越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1843年3月该报被查封…… 我们从以上片断中可以看出：一，西方并非是思想真正完全自由的王国；二，在那并非真正完全自由的王国里，也并非就产生不出伟大的哲学和伟大的哲学家。事实总能胜于雄辩，在铁的事实面前，其它与之不符的所有理论和学说都会变得苍白而无力！ 其实，无论哪个国家的哲学，都是由人“创造”的，都是用来研究问题、探讨问题、讲述道理的。也都是——正如冯友兰所说“写出或说出之道理”。不讲道理总不行吧？难道西方所谓“思辨哲学”就可以不讲道理？ 实际上，关于中国到底有无哲学，也并非找不到评理的地方。虽然从古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关于何谓哲学的公认定义，但是，哲学是“爱智慧”的意思、是智慧之学，已成为中西学者的共识。在古希腊，哲学家就是爱智慧者。苏格拉底就称自己是个爱智慧的人。柏拉图也认为，“智慧是一切中最美好的”，哲学家“终身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智慧”。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哲学就是爱智慧的学问；数学、物理学虽然是智慧，但还不是最高智慧，只有哲学才是最高智慧、第一学术。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也认为：“哲学一词表示关于智慧的研究”。在汉语中，“哲”字也解释为“智慧”……；《尔雅》也解释说：“哲，智也。” 为什么要爱智慧呢？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并知其重要性，我就在此引用几段钱学森的话来加以说明。钱说：“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比智慧低一个或几个层次。”“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智慧并不仅仅是有知识，不是有了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有智慧了。这里还有一个运用知识的问题，中国从前就笑话那些‘老学究’，因为他们有知识不会用，也不能达到智慧的高度。”“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 既然中西都这样认为——哲学是“爱智慧”的意思、是智慧之学，那我们就拿这把“标尺”来量一量，看一看中国到底有没有具有智慧的书籍和具有智慧的人吧。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便多说，以免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之嫌，还是听听黑格尔是怎么说的吧。 黑格尔在《中国哲学》一文的“易经哲学”部分中说，“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是，中国人也很注意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他在“孔子”这一部分中又说，“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 在事实面前，再加上用这把“标尺”一量，中国到底有无哲学就一清二楚了，毫无疑问：中国当然有哲学了！因为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不仅有智慧（比爱智慧的境界还要高）的著作《易经》，也有智者孔子！ 看看，就连否认中国有哲学的西方哲学界的权威代表黑格尔也不能证明中国就没有哲学，至于他以后的那些随声附和者，就…… 其实，哲学作为“爱智慧”和智慧之学，哪个国家没有智慧之人和自己的哲学呢！为了相互尊重、便于交流，最好不要在乎叫法的不同，更不要随意武断地说别国没有哲学。因为既然都把哲学称作是“智慧之学”“最高智慧”了，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没有它又意味着什么？岂不都是低能或弱智？！这简直是对一个国家及国人的侮辱！——不要说有智慧的人了，就是迂腐的人也懂这话，也明此理啊。或许有人认为，西方说我们没有哲学只是学术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听听黑格尔是怎么看待哲学的你就会明白了：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它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看看，对黑格尔来说，哲学对于一个民族是多么重要。黑格尔又说，哲学家们总是互相批判，哲学的历史就是哲学家们互相讨伐的历史。从此话中我们可以明白，黑格尔说我们没有哲学并非仅仅是学术探讨，而且也是批判和讨伐。他曾毫不客气地说：“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属于哲学史”“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他的这种错误的说法和武断的指责，不仅歪曲了中国有哲学的事实，而且也影响了后来的西方一批学者。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当然，如果在承认他国有哲学的前提下，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角度，相互探讨、学习，取长补短，那就很好了。比如：你说西方的哲学思辨性强一些。这可以探讨，我们愿意交流学习。再比如：你说孔子没有所谓的哲学体系，正如我们认为苏格拉底也没有哲学体系一样，这也是可以探讨的。但要是没有根据、诡辩武断地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那就不太好了。 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犹如挂在苍穹上的太阳和月亮，照亮了万物，也照亮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古今中外的人谁不喜爱它，谁不需要它呢？可它，永远都不会成为哪一人一国的独有之物！     作者后记 关于黑格尔，我只是在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这个问题上发表一些看法，并未涉及更多或对他作全面否定。他之所以能成为哲学大师，应该有他——至少在哲学方面——伟大和过人之处；但他的哲学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内行人都知道，正是由于他的哲学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才最终导致了他“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以致他的部分信奉者竟然成了他学说的批判者，费尔巴哈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并宣称其哲学同黑格尔哲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不仅如此，与他同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叔本华也曾就黑格尔学派的哲学风格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在这里，读者常常被冗繁而又没有独到见解的复合句的麻醉作用折磨得痛苦至极，这种风格是由人类中无耻之徒的典型——黑格尔派哲学家的那种特殊方法所具有的。”——我，只不过是从我的理解上指出他的一些瑕玷而已。   注：此稿原载于吴玉叶的《做人做官的哲学》一书。 本文链接地址: 中国到底有无哲学zz

（转帖 作者：张维迎） 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过头看，30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 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划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象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才能买到。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到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资源（比如钢铁原材料）基本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给国有企业。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它们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价格信号不仅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而且也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分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该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作任何决策，真正做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作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一项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事实上，计划经济下政府官员挂在口上的“政治账”、“社会账”，通常不过是他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 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我们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决策权没有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造成的。在很多产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需要政府审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自由造成损害；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企业家总是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的表现。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更多的自由，让价格信号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会更为迅速，腐败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能被用于权力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如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能创造同样的市场价值，才能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标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而带来的。然而，也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中基于官职的权益与基于财产的权益同时并存，有官职的人依然拥有巨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未来，只有将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由政府职位彻底转向私人财产，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根除腐败，降低无效率的收入差距，最充分地激发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热情与智慧。 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制定的，资源是由中央动员的。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上世纪80年代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带来的结果。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包干制度于1980年首先引入，1984年作了一些调整，1988年完全实现制度化。按照这一制度，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以及相同级别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这一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对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了财产划分，将整个中国经济划分成很多小的公有经济体，每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公司”，每一等级的地方政府变成了其管理的公共经济的实际所有者，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财力就大，官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权益。在这样的体制下，发展经济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由此导致了地区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刺激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尽管地方政府也许会使用行政计划手段来控制本地企业，但是对其他政府只能采取讨价还价的办法。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剧了中央计划体制控制的难度，最初迫使企业和地区通过“物资串换”的方式走向市场，整个经济走上“双轨制”，最终迫使中央计划体系逐步瓦解。尽管分权制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但它同时也是摧毁市场分割的重要力量。经济越是有效率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越有能力进入其他地区的市场，利用全国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地区间的竞争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吸引外来的投资者。 地区之间的竞争也引发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民营化浪潮。这里的原因是，由于产品市场上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最低市场份额。因为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财政收入。为了促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人员，“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这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在忙着“搞经济”，而大部分的中央部委都在忙着“审批”。尽管地方政府的行为经常受到批评，但在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地方政府和地区间竞争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地方分权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竞争，民营化的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如此成功。当然，如何从地区之间的竞争转向企业之间的竞争，让资源配置的决策真正由企业家做出，而不是地方政府官员做出，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 第五，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的确，早在200多年前，亚当R26;斯密就讲过，经济发展取决于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市场范围越大，分工程度越高，交换越发达，经济就越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再次启动的中国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范围，使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国民财富，从而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基础。 在我看来，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引入制度竞争，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经济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验体制优越与否的标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弊病暴露无遗，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在开放的市场上，消费者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投票。当国有企业失去了市场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对外开放还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游戏规则。比如前几年，我们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的权力、废除审批制方面做的许多工作，是跟加入世贸组织（WTO）密切相关的。因为加入了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说，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就。 以上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和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的支持下频频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更多地演变为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就会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造成致命性的伤害。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 2008年1月1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十届新年论坛以“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邀请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等卓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败得失和未来改革的方向、动力等问题进行探讨。由于论题重大，名家齐聚，这次论坛受到了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关注。在会后，很多听众表示，这是近年来少见的论题深刻、场面精彩的思想盛会。媒体也对论坛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我们预期，这次论坛将对2008年各界纪念讨论“中国改革三十年”以及未来的改革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了让这次论坛的思想成果被更多的人了解、收藏，我们决定出版这本书。在编辑本书时，除了请参加论坛的经济学家对他们的演讲内容作了更细致的修订之外，我们还请每位经济学家自选一篇文章，反映其本人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与判断，以使读者更完整地了解他们的观点；另外，我们还在每位学者文章之后，对他们的代表著作进行推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就此作进一步学习或研究。我相信，对于关注中国改革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家的思想状况的人来说，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但改革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短期内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选择，长期内起决定性作用却是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深切期望，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包括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举行以及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构筑良好的大众理念，推动中国改革继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本文链接地址: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